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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恩博士:我与中国汽车40年(附图)
 作者: 日期:2018-12-21 15:16:58 人气:1229 标签:专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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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笔“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拉开中国汽车产业合资合作的大幕。

  第二年3月起,时任一机部副总长饶斌带领以上海汽车工业界代表为主的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开始考察美、德、法、日等国各大车企,洽谈合资经营事宜。历经60多次谈判,最后决定德国大众成为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合资经营谈判对象,因为只有大众承诺向中方提供最新技术,也愿意投入资金。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大众希望在中国发展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并且同意整车返销60%。从此,上海方面开始与德国大众进行马拉松式谈判。


  1979年3月,沃尔夫斯堡。大众汽车集团与中国代表团就在中国生产汽车相关事宜进行接触

  6年后也就是1982年,56岁的卡尔·哈恩博士(Dr. Carl H. Hahn)拍板德国大众与上海方面合资。中德投资方于当年11月签署《基础协议》。

  2018年12月15日,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前夕,哈恩又一次来到北京。傍晚时分,这位推动大众汽车进入中国的核心人物,对《中国汽车报》记者说起1982年的那个决定时,显得云淡风清,尽管这个决定影响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走向,也改写了大众汽车集团的命运;谈及中国市场的未来,他同样相当看好,就象36年前决定在中国合资时那么坚定。以下为哈恩博士口述摘编。

  


  2018年12月,北京。哈恩博士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专访。

  “大众与中国的合作,跟改革开放提倡的精神一致”

  我1954年进入大众,作为时任总经理的助理,开始了职业生涯。从那时起到1973年,我一直在大众工作,负责过大众汽车美国公司,又成为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成员,还主导收购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现为“奥迪”)。1982年,我在离开大众汽车集团9年之后,重回大众,担任董事长。上任前两星期,就接手了两个项目,一个是西雅特项目,另外一个就是与中国合作的项目(即与上海方面合资合作)。

  此前,我知道邓小平先生的政策。在他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学习,我已经了解到过去5000年的历史当中,中国一直站在世界的巅峰。这样的国家会有未来,也能造好汽车。但我的直觉显然无法成为说服别人的论据。在董事会会议上,关于中国市场的议题遭到几乎一致的反对,也让我多次反思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长达半年多的争论,绝大多数管理层成员都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反对意见。但是随着接触的深入,中方各级负责人对于满足中国普通群众物质需求的迫切愿望、对现代化中国汽车工业体系的渴望,感染了大众集团的很多人,也增强了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

  大众与中国的合作,跟改革开放提倡的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先做小规模尝试,在最初为期5年的合作当中,先做一些试生产、试组装,起步的产量是非常小的。

  开始合作之初,我发现由于此前中国的客观条件和状态,技术资料相当匮乏。于是,我决定把大众汽车集团基金会引入中国,一方面支持行业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投在教育领域,比如,帮助上海市的一些高等学院建立起汽车专业,帮助中国大学相关专业补充国际通行的教材和技术材料。大众汽车集团基金会在中国总计支持了328个项目。

  当时中国非常需要外汇,我们通过合作伙伴,订购了两艘3万吨级汽车滚装船,专门用来运汽车。此外,我们当时在中国还作了另外一个重要投资,建了一个产能达到10万台的发动机工厂,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的发动机需求还不到1万台。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尝试从中国向大众汽车集团在世界其他区域的市场出口发动机。

  当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容量确实非常小,我们一进来,就占据了27%的市场份额。等我们达到5000辆年产销量时,这个市场看似已经到头了,但即使只有5000辆的容量,我们也决定把在中国的项目继续推进下去。

  


  1984年10月,北京。饶斌、哈恩代表中、德方,签署上汽大众(原上海大众)合资合作合同。

  我们当时还做了另外一项工作,就是把中方人员送到德国学习培训。中国的学员学得非常快,我们也建立了一些学徒制制度,尽快教会他们。

  我们在中国的合资项目,一开始就毫不妥协,坚持用最严格的质量标准来要求。在与中国合作早期,这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是大家关注点在事业上,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有一群干劲十足、实事求是并且富有远见的同事,他们给了我们迎接挑战的信心。历史已经证明,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成为所在国家的一份子是大众的理念,这份理念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的支持。当年,很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都是工程师出身,他们非常了解汽车,对发展汽车行业也是非常支持,比如把当时一些军工企业转产,培育他们成为汽车行业的供应商。与此同时,大众汽车也把50家最重要的供应商带到了中国市场,这些供应商来到中国之后,带动且培养了中国当地的供应商,整个零部件供应链不仅为大众服务,也为整个中国汽车产业服务。

  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很多国家也能够看到。比如在西班牙西雅特工厂,我们与巴西当地汽车业合作,帮助他们从零开始,把汽车工业建立起来。

  “奥迪100和捷达项目,对一汽快速成长发挥重要作用”

  说完上海的合资项目,再来说说一汽-大众。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一汽厂长耿昭杰先生。他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他非常能干,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相当活跃,带领中国一汽开展了一些出口创汇的国际业务,并用创汇再从美国购买机器设备。他非常能干,执行力强,谈下了很多项目。

  

    


  上图:1990年11月,北京。耿昭杰、哈恩代表中、德方签署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下图:2016年9月,长春。耿昭杰与哈恩在一汽-大众成立25周年庆典上再次握手。

  我与耿昭杰先生第一次见面谈合作时有个小插曲,第一天谈的过程中他突然出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室里,1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我当时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实际上,耿昭杰先生当时给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了一个电话,跟他们紧急联系说不要和克莱斯勒签合同,但是他下达指令的时候,双方已经签了一个发动机合作的合同,整车合作合同还没有签。碰巧,克莱斯勒和一汽合作的那款发动机是大众汽车集团授权给克莱斯勒的,所以这个发动机的合作不影响大众汽车集团与一汽的合作。

  我和耿昭杰先生决定的合作项目,除了奥迪100以外,还有捷达项目。大众汽车集团当时已经开始在墨西哥工厂生产捷达,这样的话,在美国威斯特摩兰工厂的设备就暂时用不上了。于是,我决定把在美国的这套生产线的设备拆下来,打包运往中国,然后在长春工厂安装好,在中国生产捷达。为什么首先生产捷达,而不是大众另一款当时已经很受欢迎的高尔夫?从产品定位来看,高尔夫在欧洲市场是一款高度个性化的车型,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和个性,就像甲壳虫一样,是当地人用来表达个性的一款车。彼时,中国汽车市场刚刚起步,我们认为相比高尔夫,捷达这样一款实用的、更大众化的车型更加适合中国市场。

  总结来说,奥迪100和捷达这两个项目的合作,对于一汽的快速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有了这两个项目,一汽转变成一家领军的汽车企业。

  “中国市场是整个汽车产业发展的未来”

  大众汽车集团与中国结缘的4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我退休时,我们在中国的年销量大约是10万辆。去年,集团在中国的销售数字达到了450万辆,所以毫无疑问,我的继任者们在推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使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形成了领先的市场地位与竞争力,同时也把我们在培训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了下去。

  从产销量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车市场,但从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来看,只有90辆,而德国是每千人685辆,美国每千人810辆。可以说中国车市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目前整个汽车行业都面临一些新的巨变,比如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还有新的出行模式、汽车保有模式的变化等。在这些变化当中,各行各业比如银行业,也在发生新的变化,而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契合、非常优越的位置。如今,一家全球化的汽车企业如果缺少了中国市场这一环,就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因为它将丧失中国先进的制造能力和良好的成本结构。市场规模越大,研发就越容易出成果。中国如今的市场规模,汽车销量达到 450万辆,而德国连100万辆都达不到。除了中国市场的规模,刚才还讲到了千人保有量。将来由于出行方式的变化,即使无需做到每千人800辆,仅是每千人300辆,也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方面的投入和研发,在接下来20年的发展中,中国汽车市场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实现所有领域发展最好的市场之一,因为这样的市场,不可能出现在非洲地区,虽然可能在欧美有一些地区能够实现,但中国是最适合的市场之一。

  中国除了是一个巨大的汽车市场,国内目前高度发达的数字化以及相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也给汽车行业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汽车产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中国目前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在过去6年里,全球性能最强的超级计算机是由中国研发出来的,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处于全球前沿。从这个层面,中国市场也是整个汽车产业发展的未来。

  


  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增进了福祉、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也为大众汽车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持续改革开放将带来更大的繁荣。我非常骄傲,能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是一段让我铭记终生的经历。我有幸见证了私家车在中国社会的全面普及。向中国政府致以感谢、对大众汽车集团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对那些支持过大众汽车、共同推动行业成长的同行们表示感谢。

  我知道大家给我身上贴了很多标贴,比如开拓者、创业家、企业家等等。我有很多头衔,多得记不起来了,但我不希望把这些头衔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是印在名片上的。现实中,我希望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能跟大家更贴近,大家记住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这些头衔或者标签。所以我更喜欢大家叫我“我的朋友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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